多个表提到废塑循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认为，废塑料化学循环具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和重要战略意义，有望为塑料污染治理提供根本出路。近年来，我国大型化工和环保企业积极开展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其中，针对废弃地膜和综合性低值废塑料的化学循环工程建设项目已确定进入工程建设阶段。

  据李景虹介绍，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内外废塑料化学循环技术路线逐渐成熟，目前已进入产业化示范应用关键阶段，成为国际化工公司竞争的新热点，国家相关部门应格外的重视、抢先布局。

  对此，李景虹建议，加快推进废塑料化学循环有效应对塑料污染治理。明确废塑料化学循环战略定位。将其作为构建我国塑料污染治理体系和能源资源战略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纳入塑料污染治理政策法规体系、循环经济规划和废弃陈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规划，并作为应对塑料污染的核心手段。

  明确化学循环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定位。明确将化学循环作为废塑料回收利用的重要技术路线，在产业布局上，将化学循环项目作为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优先在化工园区集中布局和运行管理，在碳排放指标、用能指标、用地指标上优先保障，不纳入两高项目管理，不受化工项目产能限制。

  建立与化学循环相匹配的废塑料回收体系。加快改革和完善现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把低值塑料废弃物作为低值可回收物，在城镇和乡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环节增设废塑料专用回收箱（桶），建设城市低值可回收物分选中心，将低值废塑料从生活垃圾中分选出来，并交由化学循环企业加以利用。

  推进化学循环示范试点工程建设。推动大规模的公司加大废塑料回收和化学循环利用的投资力度，建设一批废塑料化学循环示范工程，支持重点企业新建或利用现有装置开展工业化示范，鼓励上下游产业链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马永生介绍说，当前，受塑料产品结构影响，资源化价值较高的工程塑料、中空瓶体硬质包装类塑料等基本采取物理回收方式，实现了较好的回收利用，但大量软包装类塑料，特别是膜袋类塑料多被填埋、焚烧或丢弃；同时，目前我国废塑料资源化回收利用技术仍以线性处理为主，可多次重复利用的塑料制品原级循环比例仅约2%，多数塑料制品降级循环利用一次后，就难以再次进入回收利用通道。此外，废塑料回收体系建设及引导政策也有待完善。

  对此，马永生提出3点建议。其一是加强宏观指导和示范引领，加快推进低值废塑料资源化利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立足低值废塑料循环利用所兼具环保和公益属性，聚焦制约因素和明显问题，研究出台立项审批等细化的指导意见及政策实施指南，为各地区和有关行业企业推动低值废塑料循环利用提供有力指引；鼓励具备先进成套技术有突出贡献的公司发挥骨干作用，牵头建立一批集中化、园区化、高值化、绿色化的低值废塑料循环利用回收示范项目，引领带动民间资本进行产业投资，加快推进产业化发展。

  其二是加强科技支撑，以化学回收技术突破引领废塑料资源化利用。加强“政产学研”多方创新合作，重点开展包括再生塑料高值利用技术与装备、绿色改性剂开发与应用、低值废塑料能源利用与污染防治技术等研究，加快与生活源低值废塑料回收利用相匹配的首台套技术装备研发，支撑废塑料资源化利用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炼化行业优势，支持中国石化等企业牵头突破一批化学回收关键技术，开展化学回收项目建设运营，重点推动低值废塑料循环利用产业落地。

  其三是完善分层次全覆盖回收体系，推进废塑料回收行业转型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按照“谁生产谁处理，谁购买谁交回，谁销售谁收集”原则，完善低值废塑料规模化、精细化回收体系，同时鼓励回收站点、回收公司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连锁化、全品类运营，促进回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鼓励国有大规模的公司参与废塑料回收体系建设，围绕现有炼化企业选点布局废塑料回收网络，并作为城市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着眼回收利用便利化，聚焦塑料产业全生命周期绿色发展，统筹完善设计制造、回收利用等行业标准，为破解标准不一导致的回收利用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编制全国耕地酸化防治分区方案。全面系统摸清我国不一样的区域耕地土壤酸化成因、发生机制、主控因素；明确耕地土壤酸化重点风险区域，培育耐酸高产作物新品种，结合区域作物种植结构布局，遵循“以地适种”同“以种适地”相向而行的原则，制定全国土壤酸化防治分区方案，为耕地酸化预防治理提供科学指导。

  二是加大科技攻关，突破酸化耕地治理关键核心技术。设立酸化耕地治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专项；建立基于减施氮肥、提高氮肥利用率的源头控酸技术；构建基于秸秆还田和增施有机肥等多措施的土壤酸化阻控技术体系；研发适合酸性土壤有机质提升、养分库扩容、功能微生物增效的培肥技术，实现土壤酸化、肥力退化协同治理。

  三是加快技术推广，实施酸化耕地治理重大行动计划。扩大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的实施范围，最终实现酸化耕地治理全覆盖；快速推进酸化耕地治理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推广力度；引入新机制，促进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多元投入，实现酸化耕地的综合长效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建泽表示，炼焦煤是钢铁制造业不可或缺的“粮食”，在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对于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快建设炼焦煤现代化产业体系，把钢铁“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对于推动工业经济高水平发展影响深远。

  一是独特性与无法替代性。炼焦煤具有独特的强黏结性，由其结焦形成的焦炭既能与铁矿石进行热化学反应，是冶炼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还原剂、渗碳剂和热量提供者，又能在加热后从始至终保持块状结构，承担炼钢高炉料柱骨架支撑作用。工业革命两百多年来，炼焦煤始终是长流程炼钢工艺中高炉炼铁无可替代的原料，至今还没发现可完全替代的其他材料。

  二是资源稀缺性。炼焦煤是比稀土还要珍贵的稀缺资源。全球炼焦煤储量占煤炭总量的约10%，我国炼焦煤储量占国内煤炭总量的近20%，高于世界中等水准一倍，但仅有670亿吨左右，其中最优质的焦煤、肥煤储量只有210亿吨，已经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特殊和稀缺资源。

  三是分布差异性。全球炼焦煤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其中约50%分布在亚洲，25%分布在北美洲，其余散落在世界各地。从炼焦煤进口情况看，蒙古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都是炼焦煤产煤大国，但无论是蒙古国煤还是俄罗斯煤，在资源品质上均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只有澳大利亚炼焦煤能够形成有效替代。受地理政治学、经济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当前澳大利亚进口炼焦煤非常有限，存在“卡脖子”风险。

  赵建泽认为，钢铁制造业是国家工业经济的命脉，而炼焦煤又是钢铁制造业的命脉。为此，加快建设炼焦煤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升我国战略资源保障能力，推动工业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加强炼焦煤资源保护，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加大资源保护力度。将炼焦煤资源与动力煤区别对待、分类管理，制定炼焦煤重点矿区保护性开发利用规划，严控开采数量、规模等，防止过度开采，特别是对焦煤、肥煤等稀缺资源实施定点、定量保护性开采。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炼焦煤产业战略重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地方炼焦煤矿井纳入国有重点煤矿管理范畴，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无序竞争。构建战略储备体系。构建并完善以产地储备为基础，产能储备为链接，产品储备为补充，市场调节、有机统一的炼焦煤资源储备体系，动态管理、科学调配。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炼焦煤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加强科学技术创新。开展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探讨研究，大力推广“110工法”，有效破解“三下”压煤和薄煤层开采难题，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实现炼焦煤资源精采细采，保护性开采。加快产业升级。重塑炼焦煤洗选、配煤、化验、销售一体化运营模式，打通产业壁垒、数据链接、精准作业，切实提升全产业链效率效能效益水平，打造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变革。实施炼焦煤生产管理创新和数智赋能，构建起与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推动炼焦煤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参与炼焦煤资源全球治理，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强化品牌建设和评价标准制定。全力推动“中国焦煤”品牌建设，开展炼焦煤本质属性研究和评价标准制定，占领国际炼焦煤产品评价标准体系制高点，引领全球炼焦煤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商业模式变革。充分的发挥我国炼焦煤资源比较优势，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加快对国内乃至全球炼焦煤供应链重塑，实施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炼焦煤资源统一调配、数字配煤，定制化生产、菜单式供应，不断“创造市场、创造客户”，热情参加到国际炼焦煤市场之间的竞争中来，构建起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新商业模式，拓展全球炼焦煤资源治理的深度和广度。